汴梁时月 第三百九十一章 相聚酒中仙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汴梁，酒中仙。
　　
　　陆垚跟苏轼、苏辙还有曾巩把酒言欢，时间过得很快。其实陆垚还是非常喜欢和这些文人才子在一起相聚的，这跟他与陈晨还有潘文在一块的时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。当然，这倒不是说陈晨和潘文与苏轼和苏辙相比层次要低，这几个人本来就没什么可比性。陈晨和潘文说到底也只是平民，就算是潘文家中是大商人，但是他一辈子也不会走上官场这条路，陈晨就更不用说了，他的心愿无非就是让老陈和他的母亲能够过上安稳的生活。
　　
　　而面前的这三位就不一样了，苏轼、苏辙、曾巩，这三个日后都会被称作唐宋八大家，那是被后世所知晓并且认可的大才，他们的目标和志向，跟寻常百姓可是大有不同的。不管三人最后的结局如何，但是他们也都在官场上有所作为，也都算是个为国为民的好官。
　　
　　跟他们在一起喝酒交谈，陆垚觉得是人生一大幸事。
　　
　　这三人当中，陆垚没有想到的是，苏轼豪放不羁，对于朝政之事虽说关心，但是也没有出现情绪激动，言辞激烈的情况。而曾巩这边，通过了解陆垚发现他的性格更加的刻板一些，身上的文人气质也更重。
　　
　　倒是起初不怎么起眼，一直跟在苏轼后面的苏辙，在经历过这次会试之后，陆垚对他的印象反倒是开始加深了。
　　
　　在苏辙身上，陆垚看到了现代进步青年的影子，可以说是一腔热血。
　　
　　结合着苏辙的一生，陆垚或许能在其中找到答案。
　　
　　嘉祐二年，苏辙、苏轼兄弟参加礼部会试，当时欧阳修知贡举，将苏轼、苏辙兄弟置于高等，苏辙名登五甲。中第后，他献《上枢密韩太尉书》于枢密使韩琦。同年四月，因母亲程氏去世，父子三人回到蜀地。
　　
　　嘉祐三年（1058年）至嘉祐四年（1059年）十月，苏辙随父在开封游历。十二月，全家抵达江陵，苏辙将舟中创作的诗赋一百篇整理为《南行集》。
　　
　　嘉祐五年，苏辙随父从江陵回到开封，父子三人将途中所作的诗赋（共七十三篇）整理为《南行后集》，苏辙作《南行后集引》。三月，天章阁待制杨畋奉命调铨（根据考绩迁调）官员，授苏辙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，又举他应“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”（科举吏治类科目）。同年，苏辙与苏轼在东京怀远驿读书，准备制科考试。
　　
　　后，苏辙参与殿试，在文章中从治理朝政和私生活两方面批评了宋仁宗。
　　
　　治理朝政：苏辙写道，因为大宋国立昌盛，宋仁宗就放松了警惕，养成了一种“无事则不忧，有事则大惧”的心态；庆历年，宋仁宗劝课农桑、兴办学校，后来又派使者巡视天下，这些行为都只是“面子工程”，只不过想名垂千古。
　　
　　在私生活方面，苏辙更是“毫不吝啬”：“近岁以来，宫中贵姬至以千数，歌舞饮酒，优笑无度”这是他的原话。
　　
　　不仅如此，苏辙还列举了6个遗臭万年的昏君——夏朝的太康、商朝的祖甲、西周的穆王，以及汉成帝、唐穆宗、唐恭宗，这差不多就是把宋仁宗和这些昏君归为一类。另外，还说宋仁宗挥霍无度，奢侈至极。
　　
　　片刻之后，司马光大笑着说：“这篇文章极佳，应该被评为上等才是！”
　　
　　一时间两位考官意见不一，另一位考官范镇出来打圆场道：“不然这样吧，把他评为四等，不算好，但也不至于他的才华被埋没。”
　　
　　站在一旁的三司使蔡襄，看准时机，说：“吾三司使也，司会之言，吾愧之而不敢怨。”
　　
　　大意是：我看到这篇文章，也很愧疚，这些话就连我一个三司使都不敢说，苏辙勇气可嘉。
　　
　　不料，胡宿铮得跟头驴样，死活不同意。
　　
　　大家只好把这篇充满争议的文章，呈给宋仁宗本人。考官们心中都在打鼓，害怕龙颜大怒，殃及到自己。宋仁宗正在看文章，在场的人屏气凝神，大殿里安静得连根针掉都听得见。宋仁宗一直沉默不语，胡宿稳不住了。他上前说道：“刁民苏辙，道听途说的事，竟然胡言乱语到了朝堂之上！”
　　
　　不料，仁宗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诶，爱卿，看事情不要只看一面。虽然他的文章有些夸张，但是也提醒了我，同时，也证明了苏辙是一个敢于直言的人，这不正是朝廷需要的人吗！”
　　
　　其他考官都松口气，心中很是敬佩皇帝的宽容大度。
　　
　　在揭榜之日，苏辙并不抱有希望，只是陪着哥哥来看成绩。
　　
　　兄弟俩来到放榜之地，苏辙故作轻松地说：“哥哥，我就不去看了，我在这等你。”
　　
　　苏轼对自己对弟弟也无可奈何，叹了口气，自己去看榜了。
　　
　　正在苏辙惆怅之际，哥哥高兴地跑过来，喊道：“中了中了！”
　　
　　苏辙面不改色地说：“恭喜哥哥高中！”
　　
　　哥哥解释说：“你也中了！”
　　
　　虽然不如哥哥的“上等”，但是这已经是意外之喜了。
　　
　　有了这件事，苏辙的名声在官员中可算传开了！
　　
　　不久，苏辙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、商州军事推官，正式步入官场。
　　
　　要知道的是，之后的苏辙可就遇不到这么好脾气的皇帝了。
　　
　　这件事情现在想来，陆垚只觉得，一个皇帝能够拥有如此秉公直言的臣子，是他的幸运。而反过来说，一个臣子能够遇到这样大气度宽容的皇帝，也是他的福分。
　　
　　等到仁宗驾崩之后，苏辙的运气似乎也就用尽了。
　　
　　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，苏辙上书论政事，被神宗召见于延和殿。
　　
　　当时，宰执王安石与陈升之共管三司条例司，命苏辙入三司条例司。吕惠卿依附王安石，苏辙和他讨论时多有抵触。王安石拿《青苗书》让苏辙仔细议论，说：“有不便之处，就告诉我不必疑虑。”苏辙说：“把钱借给百姓，使出利息二分，本意是在救济百姓，不是求利。但出入之间，吏员趁机营私作奸，即使有法也不能禁止，钱到百姓手里，即使良民也不免乱花；到交还时，即使富民也不免超过期限。这样，就怕一定要鞭打催促，州县官的事不胜其烦了。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，从没有借钱给百姓。有责怪他的人，刘晏说：‘让百姓侥幸得钱，不是国家之福；叫吏员靠法催督还债，对百姓不利。我虽然从不发放借贷，但四方的丰收和灾荒谷价的贵贱，从来能及时知道。有谷贱处就收购，有谷贵处就发售，所以四方没有太贵、太贱的弊病，岂用发贷款？’刘晏所说的，就是常平仓法。现在此法仍在而患在不整顿，你真能有意于百姓生计，就整顿实行，那刘晏的功绩可以立刻见效。”王安石说：“你的话有理，我当慢慢思考。”从此后一月之间都不谈青苗法。
　　
　　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请发给度僧牒几千份作为本钱，在陕西转运司私自实行青苗法，春天发放秋天收还，和王安石意见相合，青苗法便开始实行。王安石派人去寻求尚未收取的财利。朝廷内外知道这些人一定会迎合王安石心意添加事情，都不敢说。苏辙去见陈升之说：“从前嘉祐末年，派官去抚恤各路百姓，但他们各人都务求滋生事端，回来所奏的大多不可实行，被天下人耻笑。现在和此事有何不同？”他又写信给王安石，竭力陈说此事之不可行。王安石发怒，将加罪，陈升之劝阻，于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八月被贬出外，任河南府留守推官。
　　
　　在王安石变法的时代，可以说苏辙因为强力反对变法，特别是青苗法，而遭到贬黜，这也是因为他直言不讳的性格造成的。
　　
　　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，神宗驾崩，宋哲宗即位。五月，苏辙卧病，至秋痊愈。八月，因旧党当政，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回。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，苏辙至京师，任右司谏。当时太皇太后高氏（高滔滔）垂帘听政，起用司马光、吕公著为相，想废除新法，而支持新法的宰相蔡确、韩缜及枢密使章惇都被苏辙弹劾去职。大臣吕惠卿以攀附王安石而受重用，后又竭力排挤、陷害王安石，受世人憎恨。到新党被清算时，他自知难逃责罚，请求外授宫观官以逃避贬官流放之罪。苏辙连上三疏把他的奸恶加以揭露，最终使吕惠卿以散官安置建州。司马光因王安石免役法之害，想恢复差役法，却不知差役法之害相当于免役法。苏辙说：“自从废除差役法几乎二十年，官吏百姓都未习惯。何况役法关系众多事务，盘根错节十分复杂，实行得慢些，方能审慎详尽。如果不深究事情的始终，轻易地立即推行，恐怕实行之后，又产生各种弊端。现在州县的免役钱，照例有累积剩余，大约够用几年，暂且依旧雇役，到今年为止。催促监督有关官员审议差役法，趁今冬成为法令，来年再行差役法。要使既实行之后，不再有人议论，那就进退都有利了。”司马光又因王安石设《诗经》、《尚书新义》来考取天下士人，想改变科举，另立新的条例。苏辙说：“进士来年秋天考试，没有多少日子了，而议论不及时决定。诗赋虽然是小技，但要讲究声律，用的功夫不浅。至于治经书，诵读和讲解，尤其不是轻易的事。总之，来年都还不能实行。请求来年的考试，一切还照旧，惟有经书的释义兼取注疏及各家议论，或提出应举者自己的见解，不专用王安石的学说。并罢去对律令释义的考试，使应举的人知道有定论，一心一意做学问，以待选拔考试，然后慢慢地议论元祐五年以后科举的条例，也不算晚。”但司马光都不听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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